在历史中寻求正义

——读陈良《走出迷局：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》

曹颖新

有人说，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，这句话包含几个意思：中国人相信，历史是一个高于个人意志而自在自为的至高存在，个人虽然是历史的参与者，但历史有它自己运行的轨迹，比如中国人特有的循环观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代表；中国人还相信，历史能给人答案，知道历史怎样走来，也就为当下的问题提供了某些答案，甚至还能预判历史将怎样走向；中国人也相信，历史可以实现正义，在未来的某一时刻，正义终会到来，而且是在现世中。这些深植人心的观念促使我们与史结缘，不但重视历史的物质载体的保护，更重视写史和治史，以满足求真求善的深层动机。

发现历史轨迹、研判历史走向可以归纳为求真的动机，在历史中寻求正义则是求善的动机。这两种动机同等重要，而且不可分离。比如，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马其顿疆土范围是必要的，否则无法知道他的功业有多伟大，在此基础上，再去看亚历山大与亚里士多德的师徒交锋，才会让人动容。再比如，通过社会模型透视某时段社会运行的隐秘，是充满趣味的，而结合这些真相，想象某个人在那时那地会遇到的种种困境和选择，才会牵动人心。

陈良先生的这本《走出迷局——审视历史中的制度与人性》（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），正是满足这两种动机的精心之作。作者细致挖掘了中国历史兴亡更替的制度和人性原因，对某些历史的可能给出设想。首先是思考治世产生的条件和环境，所谓治世，是传统策论话语中最为人熟知的“政通人和”，而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视角去看的话，政通背后必有合理的土地制度、财政制度、分配制度，使社会中大多数人能够获益，实现公平；也须有适宜的行政体系、官僚体系使政治顺畅运行，实现公正。人和既是政通的结果，又是政通的条件。用博弈论的视角去看的话，政通人和是社会各方势力经过一段时间博弈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，在这个平衡状态下，人们普遍感受到社会公平，实现正义的预期较高。而随着良好的制度在运行中逐渐产生无效和失范的情况，积累的因素足以打破原有平衡，制度安排不再合理，这时往往在政治局面乏善可陈的表象之下，酝酿着各种危机，有的时候，危机没有得到解决，很快就走向了乱世。这个平衡的建立——维持——打破的过程，正是我们熟悉的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。分析平衡失衡状态的动态变化，从而提取出一些模式甚至公式，以探析历史奥秘，这是陈良先生一直试图做的。

比如，书中有一文，分析隋唐时人裴矩前后判若两人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提出一个理解模型。裴矩在隋炀帝时，是个专事媚上的小人，而到了唐太宗时代，他变成了一个诤臣。对他判若两人的原因，作者用数学模型表达了原因，具体表达式为：

y=f(u）或y=f[g(x)]

式中u =g（x）

“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只能通过中间变量u，与君主产生函数关系。就君主身边大臣而言，表达式可以简化为：y=f(x）。用司马光的话说，君者表也，即君主是外部条件，是自变量x；臣者景也，即臣子是君主的影子，是因变量y。建立了数学模型，就不难看出‘表动则景随’，就容易理解裴矩何以前后判若两人。为什么君主是自变量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，因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处于主导与支配地位，是天下臣民不可改变或难以改变的自变量。”

历史学虽然应避免机械论思维，但是发掘出现象背后的较深层规律，并且用规律启发现在、预示未来，是历来治史者所追求的。柏拉图认为“哲学王”是政治治理的最佳状态，虽然这是一种臆想，在现实生活中从未真正实现过，然而这个命题无数次地召唤后来者，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尧舜，但是至少可以在认知领域给人类开药方。这也正是中国古人如此渴望立言的动因。看来，中西在这点上是相通的，即都认为在哲学和史学思考中，是可以实现正义的。具体到历史领域，这里说的正义并非简单的善恶评价，而是对某些模式（pattern）的揭示，对某些趋势的判断。在产生一种大历史观后，就会产生一种能力，不再人云亦云，时刻保持谨慎，习惯于把人物事件放到更大的拼图中去考量，这种理性的能力最终会有助于实现正义。

陈良先生就充分表现出了历史理性。在分析庆历新政失败的陈良先生就充分表现出了历史理性。在分析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时，他说：“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，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。究其原因，根源在于儒家思想存在漏洞，朋党之说基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……在现实生活中，结党的未必是小人，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。儒家思想存在这样那样的疏漏，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，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，而且极具杀伤力。”这种洞悉是深刻的。

“义”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应然的意思，即ought to be，它一直规约着人的行为甚至思想，虽然正义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，从远古社会至今，许多标准已经发生了从黑到白的颠倒。可是大家还是要寻求正义，因为至少在今天的科技医疗水平下，人的一生不过百岁，在他建立认知的过程中，一些价值观会植入他的内心，这些观念也是历史地形成的。过去是抹不去的，人类文明的基因就在历史中复制——变异——传承。这些基因可以说是一种“普时价值”，它可以穿越时间。一个两千年前的小女子缇萦的刚强勇毅依然震撼心灵（《小女子改变大法度》），消失在历史中的一支军队从巅峰到衰亡的原因还会令今人唏嘘（《神策军的蜕变》），这些都是作者通过深挖细思呈现给读者的。

——本文刊载于2018年2月28日《学习时报》